兩年前,我和太太從北方的一座小城辭職來到杭州。
太太在一家報社做編輯,我則繼續做著我的老本行——電台的DJ。
我們借住在朋友的一棟老宅裡,很老的房子,
在離西湖不遠的一條小弄堂裡,已經有3年的時間。
裡面還有四五戶人家,跟那些嘰嘰喳喳講著南方方言的人,我們少有往來。
院子裡有一個大大的鐵門,上面有一把巨大的鎖,
院子裡的每一個都有一把鐵門上的鑰匙。
我們的鐵門鑰匙一直以來都在太太手中。
也不知道是怎樣形成的習慣,每一個住在院子裡的人,
從外面奔波回來,把自行車推進院子後,
哪怕是在大白天,也要順手把院門鎖上。
有時我在想,是否是因為南方人比北方人要警惕。
事情發生在一個炎熱的午後。
那時我做的是下午直播的一個音樂節目。
我通常是在直播開始前的半個小時趕到電台。在夏天我有午睡的習慣。
太太那天正好在報社拼版,下午不會回來。
平時午睡都是太太叫我起床,那天我就睡過了頭,
醒來的時候離直播只有半小時了。
以往的這個時候,我已坐在辦公室裡抱著一堆唱片準備進直播間了。
我睡眼惺忪地爬起來,走到院子裡,
看到鐵門上的大黑鎖,這才想起鑰匙在太太的手上。
我首先看院子裡是否還有其他的人,
結果我發現整個院子裡只有我一個人。
院牆出奇地高,我知道我根本做不到“狗急跳牆”,房間裡又沒有裝電話。
我在院子裡急得直跺腳。我站在鐵門邊,像是一個渴望自由的囚犯。
然後通過門縫我看到了他。
一個正好從弄堂裡經過的小乞丐。
他還是一個孩子,不會超過10歲。
炎夏的午後,他只穿著一條髒兮兮的大短褲,
頭髮零亂得像是一蓬稻草,一隻手緊緊地抓著背上的袋子,
彷彿裡面裝滿了寶物。
我喊住他,我想請他去巷口給太太打個電話。
似乎也只有這個辦法了。在我開口之前,
我首先想的是我是否應該先給他一點零錢作為一種報酬。
我翻遍我的口袋,除了張百元的紙幣便什麼也沒有了。
我有些尷尬,我似乎還無法做到把100元當做是“零錢”給一個乞丐。
我飛快地跑回屋子想找出一些零錢,沒有成功。
然後我看到櫥櫃裡放著兩個大大的昨晚剩下的饅頭。
隔著鐵門,我把那兩個還很鬆軟的饅頭遞給了他。
我看得出他很高興,他用蚊子一樣的聲音向我道謝,轉身準備離開。
我叫住他,很簡短地告訴他我需要他去巷口那個公用電話亭幫我打個電話,
並把一張百元紙幣放在了他的手掌上。
他看了看手裡的那張紙幣,然後又看了看我。
我試著對他微笑,隔著門,我再次對他說,
我需要你的幫助,我非常著急。
然後我看到他飛快地向弄堂奔去。
10分鐘以後他還沒有回來,我想他不會回來了。
當時我給自己的安慰是,他不回來是對的——他不是一個愚笨的孩子。
然後我的鄰居回來了,鄰居打開了鐵門。
我借了鄰居的錢飛奔到大街上去攔計程車。
直播沒有延誤。
晚上問起太太,她說沒人打電話給她。
我笑著對太太說我白信任那個孩子了……
我和太太一致認為那個孩子把錢拿去改善生活了。
也只是如此而已,我和太太的生活一如既往。
兩個月以後的一天,我和太太在忙著搬家。
在文華路上,我們終於分期付款有了自己的房子。
大門敞開著,我和太太與那些搬家公司的人一起忙裡忙外。
太太突然對我說,門口有人盯著你看呢,
順著太太的目光望過去時,我愣住了:居然是那個小孩!
他怯怯地站在門口一動不動地看著我,似乎已經很久。
我看他的時候,他的眉字微微地舒展了一下,
然後,他伸出他的拳頭,緩緩攤開自己的掌心。
是一張揉成一團的百元紙幣。
他把那隻手伸給我,黑亮的眼睛望著我和太太。
他還是用那種蚊子般細小的聲音說道,
那天.......那天我是去準備打電話的……
那天他沿著長長的巷子剛跑出去,
一輛突如其來的小麵包車把他的腿撞傷了。
他的小夥伴救了他,他在他簡陋的房間裡,躺了兩個月。
儘管我們告訴他,他可以保留這張紙幣,這100元是他的了。
可是小男孩走的時,還是固執地把錢留了下來。
我和太太安靜地注視著他的離去,用一種近乎崇拜的眼神。
也許,生活可以庸俗地把城市當中的人分為好幾等,
但是那一瞬間,我開始相信,
「誠信作為一種古老的傳統,
可以讓任何一個人發出天使一樣的光芒,
照亮自己也照亮別人的人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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