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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劉墉

妻的眼睛不好,所以自從到美國,
就常去看一位眼科名醫。
每次從診所出來,妻都要怨:
「看了他十幾年,還好像不認識似的,
從來沒笑過,拉著一張撲克臉。」

有一天去餐館,遠遠看見那位眼科醫生,
他居然在笑,還主動跟妻打招呼。
妻開玩笑地說:「真稀奇,我還以為你從來不會笑呢!」

眼科醫生笑得更大聲了,突然又湊到妻耳邊,
小聲地說:「妳想想,看病的時候我能笑嗎?
一笑、一顫,手一抖,雷射槍沒瞄準,麻煩就大了。」
說完,又大笑了起來。
飯吃一半,那醫生跑過來,舉著杯敬妻。
臉紅紅的,看來有幾分醉了。
喝下酒,話匣子打了開來:
「妳知道在美國,醫生自殺率最高的是哪一科嗎?」
他拍拍自己胸脯:「是眼科醫生!」停了幾秒鐘,
抬起紅紅的眼睛:「想想!揭開紗布,就是宣判。
看見了?看不見?你為病人宣判,也為自己宣判。
問題是,前一個手術才失敗,下一個病人已經等著動刀,你能傷感嗎?
所以我從來不為成功的手術得意,也不為失敗的手術傷心,
我是不哭也不笑的。只有不哭不笑的眼科醫生能做得長,
也只有不哭不笑的眼睛看得清,使病人的眼睛能哭能笑。」

他這幾句話總留在我的腦海,
有一天在演講裡提到,才下台,就有一位老先生過來找我。
老先生已近八十了,抗戰時是軍醫,
他拉著我的手,不斷點著頭說「老弟啊!
只有你親身經歷,才會相信。
那時候,什麼物資都缺,助理也沒有,
一大排傷兵等著動手術,
抬上來,開刀,才開著,就死了。
沒人把屍首抬走,就往前一推,
推下床去,換下一個傷兵上來。」
我把眼睛瞪大了。「是啊!」
老先生很平靜:「死人可以等,活人等不及啊!
有時候手術檯前面,堆了一堆屍體。
救了不少,也死了不少。你能傷心嗎?
你有時間去哭去笑嗎?
所以,只有不哭不笑的能撐得下去,
只有不哭不笑的醫生,能救更多人。」

到深山裡的殘障育幼院去。
才隔兩年,老師的面孔全不一樣了。
「一批來、一批去,本來就是如此。」
院長說:「年紀輕輕的大學畢業生,滿懷理想和愛心,到這裡來。
抓屎、倒尿,漸漸把熱情磨掉了,於是離開。
然後,又有新的一批跟上來,不是很好嗎?」說著,
遇見個熟面孔,記得上次我來,就是他開車送我。

「王先生是我們的老義工了。」院長說。
我一怔,沒想到那位滿臉皺紋、皮膚黝黑的中年人,竟然是不拿錢的義工。
「他在附近林班做事,一有空就來。水管破了,今天他忙死了。」
「他是教友嗎?」
「不!他什麼都不信。他只是來,只是做,做完就走,隔天又來。
你不能謝他,他會不好意思。只有這種人,能做得長。」

到同事家裡做客,正逢他的女兒送男朋友出國,
兩個人哭哭啼啼,一副要死的樣子。
「年輕人,太愛了,一刻也分不開。」
同事說:「只怕很快就要吹了。」
「這算哪門子道理?」我笑道。
「等著瞧!教書教幾十年,我看多了,愈分不開,變得愈快。」
果然,半年之後,聽說兩個人吹了。
都不再傷心,都各自找到新的戀人。
想起以前研究所的一位室友,不也是這樣嗎?
剛到美國的時候,常看他打越洋電話。
在學校餐廳端盤子,一個鐘頭三塊錢,還不夠講三分鐘的電話。

常聽兩個人在電話裡吵架,吵完了哭,哭完了又笑。
女孩子來看過他一次,也是有哭有笑。
激情的時候,把床欄杆踢斷了;
吵架的時候,又把門踹了個大洞。
只是,當女孩回台灣。
他神不守舍兩三天,
突然說:「才離開,就盼著再碰面;
才碰面,心裡又怕分離。愛一個人,真累!」
然後,他去了佛羅里達,
不久之後結了婚,娶了一個新去的留學生。

少年時,我很喜歡登山。
記得初次參加登山隊,
一位老山友說:「我發現在登一座高山之前,
哪些顯得特別興奮的年輕人,多半到後來會爬不上去。
因為他們才開始,心臟就已經跳得很快,又不知道保存體力。
倒是那些看起來沒什麼表情,一路上很少講話,
到山頂也沒特別興奮的人,能登上一座又一座的山峰。」
也記得初登山時,常對著群山呼喊,等著聽回音。
有時候站在幾座山間,能聽到好幾聲回音。
有一次正在喊,一位老山友卻說:
「別喊了!浪費力氣。真正登到最高峰,是沒有回音的。」

不知為什麼,最近這兩段老山友的話,常襲上我的腦海。
我漸漸了解什麼是「多情卻似總無情」、「情到濃時情轉薄」,
也漸漸感悟到什麼是「太上忘情」、「情到深處無怨尤。」
只有不喜不悲的人,能當得起大喜大悲。
也只有無所謂得失,不等待回音的人,能攀上人生的顛峰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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